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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编2025-07-06 07: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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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就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思想,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重大论断,强调“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解决好切实维护人民切身利益和坚决反对党内不正之风两个关键问题。陈云担任了9年中央纪委,在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陈云于1944年3月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迅速开展调查研究,着力解决这一问题。他深知,只有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于是,他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走遍边区的城镇乡村,与农民、工人、商人、干部等不同群体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生产需求和市场感受。摸底调查后,陈云确定了发展生产、加强外销、减少印币的总体思路,并迅速付诸实施。他经常去延安城南的新市场和公司货栈转一转、看一看,仔细观察群众动态,随时了解市场变化,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数据。他还经常和边区银行的干部交换意见,共同分析市场形势,研究对策。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陈云对边区的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情况了如指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一年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基本生活物资实现了正常交换,物价逐渐稳定,边区的经济开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问题导向是中国人的重要思维方式。习指出,“要沉下身子,走出机关,放下架子,虚怀若谷,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陈云一向坚持问题导向,把调查研究作为通盘考虑、制定计划、谋定而动的路线年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全境率先解放。如何迅速恢复东北各地的重工业生产,从而支援全国其他地方继续进行的解放战争,是当时东北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面对这一挑战时,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以此为基础谋划工作重点和思路,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当时的东北,重工业盘子很大,恢复、建设头绪众多,人力、资金、经验都缺乏。对于搞工业,大家在技术上不擅长。陈云坦言:“无论东北局或财委工业部,都全是外行。”但凭着多年革命工作历练出的领导能力,以及积累的财经工作经验,他可以在千头万绪、局面复杂的情况下,领着大家蹚出一条路子来。其重要原因就是,他采取了深入一线实地调研的办法,广泛了解东北企业及社会经济情况。为了及时恢复东北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陈云于1949年第一个季度集中多次到沈阳及其周围城市调研工业生产情况。第一次,是在沈阳、抚顺视察,在沈阳视察了兵工厂、有色金属冶炼厂等多家工厂,在抚顺视察了煤矿、洗煤厂、电解铝厂、石油厂和特殊钢厂。第二次,是从沈阳坐火车沿哈大线南行,视察了鞍山钢厂、大连玻璃制品厂、金县纺织厂和瓦房店轴承厂。第三次,是到本溪、安东(今丹东),视察了本溪煤铁公司、安东造纸厂等。第四次,是坐火车到四平、长春、吉林和磐石,视察了丰满水电站、磐石石嘴子铜矿等。这四次调研视察,加上此前在锦州、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通化、梅河口以及宾县、通河、临江等地的调查,使得陈云能深入了解东北各地社会状况、生产情况,对东北的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情况等有了充分感性的认识和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能号准东北重工业的脉,确定症结所在,开出解决东北重工业恢复问题的药方。

  1978年底,中日双方达成总投资320亿美元建设宝钢的合同,其中中国国内投资200亿元人民币,这对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1979年初,我国对22个国外引进的重点工程重新安排建设计划,宝钢是其中最大的项目,列在需要重新审议调整的项目首位。宝钢对外已签的合同由于国家缺少现汇而无法批准生效,待签的一大批合同的对外工作也告停顿。当时很多人有悲观论调,认为“建成后每年只能支付利息、贷款,几辈子也还不清”,“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后遗症”。

  1979年4月,中央决定请刚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出面解决宝钢问题。他先是在北京召开了多次调研座谈会,详细了解了宝钢的来龙去脉;然后又亲自到上海,认真听取上海市负责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负责汇报;同时,安排人到现场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16日,陈云对宝钢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强调,“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宝钢建设只能搞好”,“举棋不定不好”,“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以此为基础,陈云主持起草了给中央的专题报告并经中央批准执行,为宝钢的建成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衣着十分简朴,毛裤、毛衣、秋衣等补丁摞补丁。他有一件棉背心,一直穿了近40年,上面补丁密密麻麻,足足有32个。他的毛裤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建议他换条新的,他都没有同意,说毛裤穿在里面,补一补没关系。还有一年夏天,陈云和小儿子陈方坐在一起聊天。天气很热,汗流浃背的陈云让陈方拿一件干净的背心来。陈方把父亲换下的旧背心拿到椅背上晾,发现上面已有破洞。陈方建议给他买一件新的,陈云摇头说:“这个能凑合穿就凑合穿,背心穿在里面也看不出来,不用换新的,最多补补就行了。”

  陈云自己穿衣很简朴,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总是要求子女们与群众打成一片。1968年,他的二女儿陈伟华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山区当老师。去的时候,陈云特意嘱咐陈伟华,到农村不要穿皮鞋,因为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对家人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了家风。他的夫人于若木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带头不吃肉、蛋,他工作繁重,经常忙碌到深夜。秘书看他身体日益消瘦,就同医生商量,是不是中餐单独炒一小盘肉菜给他。陈云听后说,他现在比在延安吃得好多了,不必单独炒菜。工作人员只好作罢。陈云的食谱都是普通菜肴,即使是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西红柿炒鸡蛋对他来说已经是好菜了。出差到外地时,当地要给他做些高级菜吃,他都婉言谢绝。连他的厨师都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几样普通的家常菜,他做菜的技术总提高不了。

  1986年5月,上海市委办公厅通知宝钢,时任中央纪委的陈云要到宝钢视察。在进行具体安排时,工作人员发现,根据行程,视察要到中午才能结束,在哪里吃午饭就成了问题。如果回市区,时间太晚;如果在宝钢用餐,怎么吃、吃什么也是一个问题。向陈云汇报后,他说:在宝钢吃饭,怎么吃法,照我的吃法,他们吃不饱,照他们的吃法,我吃不消,还是回来吃吧,晚一点不要紧。这件小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陈云对自己严格要求、充分考虑群众利益的优良作风。

  1949年5月,陈云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一家人在西城区北长街的一处老宅子里住了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提出翻修一下,陈云坚决不同意。他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陈云办公室的墙上被震出一道长长的裂缝,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提出把老房拆掉重建。陈云仍然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后来管理部门就在他的办公室用钢管搭了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他就坐在这个钢架里办公。

  陈云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重新担任重要职务。由于身边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原有住房不够用,经有关部门再三建议,他才搬进居住。住房条件改善了,但俭朴的风格始终没有改变。陈云明确提出,房子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就按原样住。后来工作人员发现客厅的窗帘太破旧,就趁他出差的时候换了新的。陈云回来发现后,立即要求把窗帘换回来。此后,直到他去世,房子依然维持着刚搬进来时的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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